PDF《英]鲁惟一》

居延简研究的早期阶段 [ 英]鲁惟一 大约是在1

9 5 7年,作一名较年轻而又没什麽经验的研究者,我第一次注意 到了居延出土的木简,而直接引起我研究居延简兴趣的主要有两大原因.

首先,在我 研究秦、汉两个朝代的历史时,我发现传世的《史记》和《汉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 多讹误,使我感到有必要查看一些真正出自汉代的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在我 研究爵制设立的目的和意义时,曾有朋友― ― ―好像是刘殿爵― ― ―建议我可以从居延 或敦煌出土的汉简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由於我在伦敦工作,可以有条件看到来自敦煌的简牍. 这些敦煌简牍是五六十 年前被探险家斯坦因(Ma r cAu r e lS t e i n)爵士带到英国的,可在大英博物馆内研究. 更加幸运的是,博物馆还出版了配有简牍照片及释文和注解的两部书 〔 1〕 . 这两部书 都是用法语写的,一部是由沙畹(?d o u a r dCh a v a n n e s)於1

9 1 3年完成,一部是由马伯 乐(He n r iMa s p e r o)於1

9 5 3年完成. 而除了上述两大学者之外,我可能是唯一一位曾 要求看看大英博物馆所藏简牍文献实物的人. 就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读了 王国维和罗振玉二人的著作. 他们的著作中也有斯坦因在他首次探险中所发现的简 牍的照片,并且书中依螂沟男沃朴肽谌菔状闻懦隽硕鼗图螂刮谋镜谋啻 〔 2〕 . 我对居延简的初步认识得益於劳干所著的那套《居延汉简考释》,这套考释是他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日本军在中国猖獗之时,劳干在重庆工作,那里是 中国政府的所在地. 劳干特别值得令人敬佩,因他的著作完成於战时恶劣的环境 〔 1〕 〔 2〕 沙畹(? 嶙醋 ): 《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

马伯乐( 状 ): 《斯坦 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文书》( 状 樽 楱 皈镒 謇 炖 樽 状 遄),伦敦,大英博物馆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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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年. 王国维、罗振玉著: 《流沙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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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年. 中,当时可能连基本的照明都无法保证. 然而,对於一个初学者来h,没有实物照片 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和考证之部使用起来并不容易: 石印的手写稿对於理解简牍 残片的书写格式或是它们的编联方式,都没有给出什麽指导性的帮助. 伦敦的同事 和老师告诫我,h我在简牍研究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我对此很少感到诧异. 然而,有一个机会,使我於1

9 6 0年9月来到了京都大学,在那儿花了一年的时间, 专门从事学习和研究,而且没有任何的教学任务,这个机会很快再次燃起了我的研究 兴趣. 我很快得知,人文科学研究所每周都举办一次学术研读班,每次都会有六七位 日本学者一起会读居延简,并对居延简的意义做出解释. 这些居延汉简研读班自然 都是用日语进行的,每当我庆幸自己能够懂其中若干谈论时,却还是有大量的内容 被错过了. 讨论会通常从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以后,我才学会效法我的日本同事带上便当来参会,或是利用我们中场休息的半个小 时吃吃外卖. 鼓励我做居延简研究工作的也正是这些日本同事,我尤其要感谢的是 森鹿

三、藤枝晃、大庭、米田贤次郎及永田英正几位先生,感谢他们给了我极大帮 助,感谢他们在理解简文的目的及意义方面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实际上,他们已经能 够发表一 些研究成果. 在那个时候, 我们都特别遗憾不能与中国的学者一起切磋― ― ―他们也一定与我们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事着这一研究. 我们研读班手头所拥有的材料比起我在伦敦、在劳干相继出版的《居延汉简考 释》释文和考证之部里所见到的材料都要完善得多. 这些材料里包括一整套劳干在 台北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以及他新出的《居延汉简考释》,这个考释本是劳干 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及《居延汉简考释・ 考证之部》两书的修订本. 我们的研究也得益於《居延汉简甲编》,这是北京的中国科 学院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