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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传统中国广土众民,国家法律透过地方县政的实施下达至国内每个角落进行国家统治.

一 个县令每日处理的县政中,狱讼之事占了大部份.因此治县者经常会利用法律之外的其他力量 教化百姓,法律、道德与信仰是维持国家社会安定的三大支柱,后二者即是被运用最广的教化 力量.法律的功用在於处罚犯罪,道德与信仰则在预防犯罪,道德是良心的劝说,信仰则常是 利用威吓或功利的方式,使人民去恶趋善. 袁黄(1533 ? 1606)博学多闻,思想兼受儒释道三者影响.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及 第后曾任宝坻县令,在治县期间对申冤理抑十分用心,特别注意刑律,在治县时广泛的运用了 道德与信仰的力量,在从政期间,将所有的「果报观念」都运用到政治作为上,所著「了凡 四训」与功过格即是这种治县手段的具体呈现,对於时人、士大夫甚至现代民众都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直至今日仍在庙宇间流传. 本文首先由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潮流各方面探讨功过格流行的背景,当时政 治、社会的剧变,促使知识分子重新反省传统理学的内涵,因而形成一种适合发展心灵信仰的 土壤,以适应社会大众所需,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某些层面上或多或少支持了功过格的流传. 功过体系的思想发展在中国渊远流长,明末固然提供功过格复兴的时代背景,但功过格的 广泛流行则主要透过袁黄的努力.袁黄本身既是功过格的奉行者,也是阴骘思想的推行者,其 自传性质的著作《立命篇》将他一生的许多成功都归因於使用功过格,使得《立命篇》直至今 日仍被视为功德积累系统的指标教材之一.事实上在许多文本中显示,即使在袁黄之后的整个

17 至20 世纪,功过格的发展仍与袁黄有密切的关联. 藉由功过体系中的几个重要文本: 《抱朴子》 、 《太上感应篇》 、 《太微仙君功过格》的分析, 可以知道功过格的发展趋势是由道教团体向全体民众靠拢,而袁黄在功过格对全民的普及化上, 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这点我们可以从袁黄之后开始大量出现的,各种以民众为劝化对象的功 过格得到确认. 此外,本文也透过《宝坻政书》详细而深入的了解袁黄在宝坻县的施政措施,发现袁黄担 任宝坻县令的种种作为背后,实际上充斥著阴骘的概念;

然而在《宝坻政书?边防书》一节的 讨论中,则显现袁黄的阴骘观念实际上仍受到儒家深刻的影响,并有明显的华夷之分. 另一方面,笔者也利用时代相近的《实政录》 、 《治谱》与《宝坻政书》进行比较,从中检 讨明末士大夫的县政思想,在分析中发现并非所有的政书都呈现明显的阴骘思想,由这点也可 以看出当时在儒家士人之间,存在著对於功利行善或纯粹道德的争辩与选择,因此淡化了阴骘 的色彩. 作者简介 尤玉珍,毕业於中兴大学历史所硕士班,目前担任国小教职,对於历史探索有浓厚兴趣,进而 投身史学研究行列.大学时学的是中文,凭藉著对研读古文的训练,在陈登武教授指导下,开 始历史研究的脚步.研究兴趣在於贴近人民生活的小历史,进一步剖析历史上各种制度的面向. 例如本次研究主题为阴骘思想与法制间的关系,即是尝试从民间信仰连结到法律观念,属於法 制史的一个侧面. 目次

第一章 绪论1

第二章 晚明的经济、社会与秩序・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