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丑伊 | 2019-02-11 |
雷榕生当时正在 黑帮子弟学习班 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 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 风刀霜剑严相逼 ,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 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 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 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 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 出身! 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 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 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 受苦人 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 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 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 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 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 修齐治平 先忧后乐 精神 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一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 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 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 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 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 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 戴帽下达 的.我 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 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 扎根农村一辈子 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
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 第3页共7页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 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 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 云清说: 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 可不能这样做! )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 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 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 成分 都是由过 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 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 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