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南开大学》

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曾试图通过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的道路来为福柯考古学时期的反主体观做辩护,最后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而在笔者看来,他在其辩护中似乎并未对 时间 这一同样对于海德格尔本体论差异思想具有关键作用的概念进行相关分析. 正如国内学者冯俊在《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以法国哲学为重点的西方哲学研究》一书中所说的: 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只有在这种联系和整合的研究方法中才能够对西方哲学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综上所述,要更为准确地理解福柯考古学时期独特的反主体观,应综合德国人文主义与法国科学主义两大背景,而本文主要从 时间分散 这一角度对于福柯考古学时期独特的反主体观进行一个考察.不过,福柯考古学时期的反主体观并未成功似乎是学界的共识,对此笔者也不否认.本文只是试图从 时间分散 这一为学界所忽略的角度进行一个自己的诠释.本文首先对于前人提出的康德人类学批判、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差异等德国人本主义背景下的反主体观诠释,通过 时间分散 这一补充视角进行回应,其次试图在法国科学主义背景下进行一个笔者自己的诠释.

一、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诠释

(一)、康德式的提问 要了解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他的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讨论起.贝特里夏・汉(Béatrice Han)指出,福柯在这篇文章中已宣告了他终其一生所要研究的主题,而福柯一生的思想如果要说有什么部分继承了康德的批判计划,那便表现在 知识的可能性条件 这种康德式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贯穿福柯的作品. 康德的三大批判追问的是 理性的限度 (包括 理论理性 和 实践理性 );

追问理性的限度就是在问可能性的条件.以《纯粹理性批判》为例,对纯粹理论理性的限度之研究呼应了康德在《逻辑学》的 我能够知道什么? 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能知的限度,超过一定限度就属于不可知者,即我们无法得到的知识.人的理性有其限度,上帝才是全知全能,有些东西是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无法理解的.这种可能性条件的提问方式也展现在康德的其它问题中:再看康德在《逻辑学》里提到过的问题 我能够知道什么 、 我应该做什么 、 我可以希望什么 ,而这三个问题都归结于 人是什么 这个问题.

(二)、康德的人类学批判计划 人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意义和作用是使得批评的各个部分进行到基本衔接的层次:一种结构的意义和作用,比任何可能的 能力 都更为激进.这种结构有助于先验哲学的发展,最终获得解放.然而,我们还没有走到路的尽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条路本来是要把我们引向人类学的确切位置――它的诞生地,以及它进入批判性思维的那一刻.就好像人类学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只是可能的(不仅是它的方案,而且是它的基本可能性),已经达到了它的终点,已经导致了先验哲学的实现.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在《逻辑学》上表现为人类学中最卓越的问题.然而,在《遗著》中,它从一开始就与对上帝和世界的审问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这一层次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仿佛它与人类学这一独特的领域毫无关系.在《逻辑学》中,对人类学的引用,将把所有的哲学质疑带回自身,似乎只是康德思想中的一个短暂插曲.这是一段介于人类学和先验哲学之间的插曲,前者不追求这种普遍意义,后者则把人的问题带到了另一个极端得多的层面.这一段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它的短暂的特征与它所带来的转变有关. 由此看来,《人类学》和康德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康德三大批判在经验哲学的核心为人类学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