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王雷,黄聪》

3 6 ・ 资与环境管制力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中西部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随着环境管制力度的 增强而显著减少[ 7].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响, 甚至会起到正的促进作用.Porter 提出 波特 假说 , 认为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使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弥补成本的增加, 从而提高企业的收益.相对于 不受管制的企业而言, 创新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更为明显[ 8].Jaffe 的研究结论说明, 环境规制与污 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环境规制不是导致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相反地, Jaffe 认为有远见的企业会适应与环保有关需求的变化, 增加新设备的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 环境规制对 FDI 还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9].Christer 通过研究中国28 个省的数据发现, 虽然在中部 和西部等不发达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抑制作用, 但是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对 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10].Dean 通过研究中国的 FDI, 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虽然阻碍了 华人资本的流入, 但却吸引了更多的非华人资本[ 11]. 上述关于环境规制与FDI 的关系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是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环境规 制对 FDI 区位选择和行业分布的影响方面, 较少关注投资来源国的特征因素对 FDI 流入的影响.事 实上, 正如 Taylor 所说, 国家的特征影响在环境规制与 FDI 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投资来源国 在环境规制水平、 资本积累、 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从而成为影响 FDI 流入量的 重要因素[ 12].为此, 有必要在对投资来源国进行分类讨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研究环境规制与 FDI 流入量的关系.本文在对 FDI 不同来源国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利用对中国直接投资排名前33 位的国 家和地区2000 年到2009 年的面板数据, 试图检验环境规制及相关因素对不同来源国 FDI 的影响. 本文力图为优化 FDI 来源结构、 改善和提升 FDI 质量提供理论基础.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Taylor 认为, 环境规制并不是决定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其他因素(如东道 国的市场规模、 资本存量、 劳动力成本和素质、 技术水平、 基础设施、 政治稳定性等)都会影响企业的 投资决策[ 12].因此, 环境规制与 FDI 的简单双变量模型无法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只有把环境规制 与其他影响因素同时纳入模型时, 研究环境规制水平对 FDI 的影响才具有实践意义. 借鉴区位优势理论, 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成本、 运输成本、 通讯成本、 国内外 市场、 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状况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Grosse 也认为两国贸易量、 投资国的市场 规模、 两国市场的相似性、 两国在地理上的距离以及两国相对的资本成本与回报率是影响FDI 流入量 的重要因素[ 13].综合以上研究成果, 本文以相对环境规制水平为自变量, 以距离、 投资国的借贷成 本、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双边贸易关系为控制变量, 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国 FDI 流入的 影响.

(一)相对环境规制水平 相对环境规制水平是指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上文已经提到, 严格的环境规 制水平会增加企业成本, 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倾向于到环境规制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生 产, 从而形成 环境避难说 .Xing 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相关行业发现, 东道国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对 来自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具有吸引力[ 14].而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同样有类似结论, 例如我国学者杨涛认为, 我国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负影响[ 15].吴 玉鸣的研究结论显示, 中国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会对滞后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6].基于 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一条假设. 假设1: 中国的相对环境规制水平越低, 则FDI 的流入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