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学校代码：11059》

一、创作背景与原因 藏族作家意西泽仁说: 如果将'

改良'

或'

改造'

来界定民族发展后的新生活,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时期都有它'

本真的生存状态'

,不能用生存条件的改变或生活条件的改善来说这个民族失去了'

本真'

. [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近代西方文化的侵略与国内知识界西化倾向的泛滥,严重冲击了本土各民族文化,消解了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认同与自信.然而,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仍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坚持民族文化应自立自存,他们极力向世人展示本民族的优缺点,对本民族的发展给予深切的关注.老舍和沈从文就是两位这样的作家. 老舍出生于北京城内西北部一条叫做 小羊圈 的胡同中一户贫穷的下层旗兵家庭里,作为满族人以及从小对于满族文化的接触了解,他对本民族是十分热爱的.然而清末民初满族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单结束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也正是因为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它便更加重了一重意义――满族统治的结束.这也是这个少数民族从人上人跌入最底层苦难的开始.由于革命的需要,以及 八旗生计 问题下多年困扰旗族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 [2]也成为满族被排挤被污蔑的理由与依据.诸多史笔都曾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功,但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淡忘或忽略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满族这个民族的全盘否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象的民族歧视,满人也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平待遇. 旗人不敢在公开场合曝露自己的祖籍,成为普遍现象 京城里的大批大批的满人,为了活命,落荒四散,除了少量进工厂矿山当了工人、下乡当了农民外,绝大多数都跌进了城市贫民的行列.旗族内有些艺术专长的票友只能下海从艺,而小小年纪便进入戏班学习的也不少 更可怜的,便是长期找不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到处流浪,敲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卖卜、缝穷、摆茶摊儿……还有不少女孩子堕入风尘,被送进八大胡同,甚至是更为黑暗的三四等下处 [3]即使到了新中国初期,满族受歧视的状况也没能得到彻底改变.正是族人的这些悲惨现状刺痛了老舍,同时由于慈禧等当朝执政者的错误而使整个满族背上卖国贼的罪名则是这位对本民族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更不能不能接受.继剧作《茶馆》之后,老舍开始着手《正红旗下》的创作.在老舍筹备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意外地获得一份良性刺激:就是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于满族的肯定,这给了老舍莫大的鼓舞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间休息时,老舍遇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三位领导人招呼着老舍,要跟他谈谈满族.毛泽东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着,毛泽东一一历数了康熙的政绩:打下了我们国家所拥有的领土,在多民族的状态下实行统一战线,在用人制度上奖罚分明.毛泽东还对康熙皇帝学习国内多民族文化和西方科技的精神表示赞许.在他谈话期间,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时有插话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见解.领导们对于满族及其领导人物能有这个高的客观评价让老舍惊喜异常.为了回应领袖们的恰评,更为了进一步恢复被不公正的史书及舆论搞得污渍斑斑的民族的本来面目,老舍拿起了沉甸甸的笔开始向世人展示真正的满族. 和过去一样,现代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是在总结了人生经验以后再去创作的.他们往往倾心于自己最熟悉的题材,而一个作家生活在历史的激流,或者他至少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察觉到时代发展的征兆的时候,写他自己熟悉的题材便可能达到艺术的现实主义.从小生活在湘西边远地区的沈从文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生活经验,因此他在艺术创作上也走着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在他所描写的那些边远地区的小山村和城镇,相对来说封建宗法关系比较松弛,那里有水路可走,和外界的大城市也有所通达交往,外国的商品也会流入那里,但是那些地区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平静淳朴的生活面貌.然而《长河》的创作却显示作家对于湘西民族自然经济的平静淳朴遭受外来经济、文化的蚕食与破坏,相对于当初《边城》中所呈现出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浓郁人情美情调,作家在这里寄寓着内心更为深沉的忧患.1930年代,湖南存在着地方军阀连年混战以及蒋介石中央军借口 剿共 对地方实行兼并而侵入事实情况.据沈从文后来回忆,他家乡的拥兵割据的 老总 拥有武装三万人,盘踞湘西13县20年,后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侵入成为征服者,对地方进行了兼并和压迫.其时,湘西苗族头目龙云飞将湖南省长何健轰下台,湘西十八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国民党中央军的侵入和地方上的这些混乱情况为《长河》的创作提供了时代背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回到湘西于1938年着手写这部长篇小说.早在《题记》中,沈从文就表示了这一写作计划: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一个作品里,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 .这里的写作计划指的就是《长河》.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还提到一个问题:即将过去与未来进行拟照,所谓的民族品德重塑的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他从勇赴国难的家乡子弟兵那看到希望,但同时又深深的担忧长期受压迫的湘西少数民族,是否能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摆脱历代反动统治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抖落身上那些负气和自弃的消极成分,重塑民族品德.作者在《长河》中寄托着自己对于这个民族的深深担忧,通过这部小说展示出 农村的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 [5]《长河》中用一个长河流域的小码头作为故事的背景,在其熟悉的人事题材上,写一些湘西世界的 常 与 变 ,帮助读者认识湘西这个地方,并特别指出作品设计注重写出 过去 当前 和发展中的 未来 .然而在这种 未来 中,沈从文除了描写自然景物的明朗外,对于湘西少数民族的发展他似乎颇为沉重.作家在这里流露的是一种几近悲观而又矛盾的情绪:已经解除了当前残酷的现实,却又无法抛开以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终于无法看到写出那个 发展中的未来 . 老舍在《正红旗下》中以细腻丰富的笔调描写了旗族人的日常生活.老舍在这部作品中以自传为线索,表现社会风习与历史的变迁,与他过去的写作不同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清末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对这一目的来说,自传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进入历史与审视民族风习的视角.老舍一方面又回到他以前创作的审视国民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不违背时代共鸣的前提下,他以个人所见所闻的民族风习及其变迁为叙述的中心,与本民族的历史保持一种亲熟的反省态度.《长河》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正红旗下》和《长河》并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作品所表达的情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通性.毫无置疑,在描写民族的日常生活、历史变迁的时候作家对民族的深厚热爱之情都渗入其中.老舍和沈从文都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的萋萋担忧,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担忧呢,他们的担忧是不是很有必要?促使民族发生变化最本质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本论文主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