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夸张的诗人 | 2018-04-11 |
徐艺华整理 很多人都很好奇,当年以第一志愿就读台大数学系的我,为什麽后来要出家呢?认为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并不特别稀奇.不过今年虚岁五十,可以说将近半百,要讲故事也是可以了. 我的人生截至目前大概每十年为一阶段:出生於台中,在那儿渡过第一个十年;
小学四年级搬家,在三重住了一年;
然后搬到中和,在中和住了十年;
大学毕业来到佛光山普门中学任教,在此教书教了十年.后来有个机缘到美国宾州费城天普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住了将近九年,头尾算起来也是个十年.民国八十五年回国,在南华大学将近八年,可能在这儿至少要待上十年;
以后,还会去什麽地方,就看生命的机缘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段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 简单的生活克服了时代的贫乏,没有压力、自在愉快 小时候我在台中的眷村长大,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家庭主妇,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简简单单的生活克服了时代的贫乏,倒使得精神上非常快乐. 眷村位於台中市成功国小附近,原为日贝木こ,分配给一百多户人家居住,我们分配到的地方是原来的餐厅,用竹篱笆隔成六户,谈不上任何隔音效果,户户之间根本没有什麽私密性可言,就像一个大型家庭.比较难以忍受的是--卫生条件很差,没有私家卫浴设备,全村只有一个卫生条件非常差的公共厕所,而且就像现在大陆偏远地方的厕所一样差. 一场白喉,成了耳不聪、眼不明的人 在台中的生活没什麽压力,读书没有压力,生活没有压力,非常自在愉快.我喜欢画画,有一天美术老师带著我们去台中公园写生(后来才知是绘画比赛),竟然得了全台中市第一名;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组织交响乐团,从全校三千多名学生中挑了四个音感比较好的同学作为种子团员,由音乐老师教我们拉小提琴,我是其中一个. 其实,我是一个耳不聪、眼不明的人,在两岁时得了白喉,所有的邻居避之唯恐不及、吓得跑光光;
当时医药不发达,医师用药技术不纯熟,不谙用药剂量,致使我在病K后力不到一般人的一半,对於高频率的声音没有反应,不过这也有好处,不到许多吵杂声音;
视力也因此受到损伤,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戴眼镜,现在近视已一千度、散光350度,左眼视网膜剥离、右眼白内障.这是非常吊诡的地方,视力不好却爱画画,力不好但音感极佳,或许这就是人生经常有许多吊诡的地方. 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无解的告白--为了考试一定要补习? 在小学四年级随著父亲调到陆军总部任职而搬到台北,生活弥漫著不一样的气氛,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在压力吹袭下渐渐散去.整个求学方式也因此改变,在台中压根没想到要补习,到了台北,同学、老师之间煽动著阵阵补习的压力,即使自己觉得没必要补习,但整个环境似乎呢喃诉说著补习的必要性.我是初中倒数第二届,大家都补习,似乎自己也不能例外.每天回家吃个晚饭,就匆匆赶去补习;
有天晚上背著书包去补习时,走在路上,反问自己:「是不是为了考试就一定要补习?」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无解的告白. 值得庆幸的初中生活--享受教学正常化 后来,考上省立板桥中学(初中部)--有一个值得庆幸的初中生活.因为学校已经面临改制--将专办高中、停办初中部,对於初中部有一点点放牛吃草的意味,但对学生而言有个好处--教学正常化,该上的课都上,除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美术、音乐、工艺…通通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