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我不是阿L | 2015-11-13 |
14 配置性资源主要来自于市场,预算约束大大硬化了.这种异质化的局面实际上是国家的 渐进式 改革 战略造成的.而且国家在进行改革时, 并没有对国有企业实行统一的策略 ,而是针对不同的企业采用不 同的策略, 例如 抓大放小 等, 再加上不同的行业 、 不同的经济地理 、 不同的级别等等, 都使国有企业在 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命运. 图1. 国有工业从业人员中合同工的比重(
1983 ~ 1995) 数据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 而在这个过程中 ,国有企业工人的技术等级身 份和法律身份却呈现出明显的 同质化 的趋势. 改革前,按照华尔德的描述, 至少有四种身份的工 人: 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 、 城市集体工业中的工人、 城市企业中的临时工、集体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人. 从1985 年开始,从法律意义上, 工人的身份逐步统 一为 合同工 .尽管在宏观层面上依然存在着农 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差别( 主要表现为户口的差别) , 但是原来复杂的身份等级正在变淡 .图1显示了 国有工业从业人员中合同工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 年上升的趋势 .另外 ,在机械制造业, 原来实行的 技术等级的八级制, 也因为国有企业的异质化的现 状而难以继续实行, 而改用技术等级上工作技师、 高级技师和特级技师三个类别来进行考核.也就 是说 ,技术等级链条变得更短了. 问题是,在国有企业异质化和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质化的过程中 ,国有工业的生产秩序是如何可能 的? 权威的结构是怎样的 ? 与改革前有什么不同 ? 三 、单位制工厂的车间政治与下岗 尽管非国有企业的 体制外增长 创造了一个自由流动资源( 孙立平,1993) ,工人对企业的制度性依 附关系在改革之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工人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比改革之前多得多了 ,自主择业、双向选 择成为被推崇的就业观念 ,资源获得途径的拓宽, 给劳方带来了一定的权力.但是, 由于社会上劳动力 过剩、就业机会有限, 社会保障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 比较起来还是单位制工厂的资源比较稳定可靠, 所以,这里的工人对工厂的依附程度并没有根本的降低. ( 一) 新传统权威的延续 改革后,国家一直倡导将工人的劳动付出和他们的收益挂起钩来.所谓 政治好 、 积极分子参加 政治学习 、 优秀共青团员 ,甚至是更为模糊的 为人好 等等 ,不再是评定奖金时的标准了 .但是 ,在 单位制工厂中, 劳动分配中的模糊性并没有在根本上消除. 第一 ,生产制度与 赚活 游戏 .在52 车间, 工人只要完成了基本工时 ,就可以在月末领到自己的工 资,如果他完成的工时数超过了基本工时 ,就可以得到超额奖 .工人完成的工时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 H = h・ n 其中 H 表示完成的工时数 ,h 表示每个零件的工时定额,n 表示完成的零件个数 .假设工人的基本 工时为H0 ,那么 ,当H>
= H0 的时候, 工人可以领取全额工资以及相应的超额奖. 理论上说, 每种零件的平均完成时间都应该进行事前测定, 以确定零件的工时定额, 但是 ,令人惊讶 的是, 在52 车间中, 最后一次修改定额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据车间主任回忆说 ,他从
1970 年入厂 以来的三十多年里, 定额只修改过两回, 一次是在
70 年代末 , 一次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