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一、问题意识: 多民族政治体

2 的 民族史书写 无论在传统的 帝国 形态下,还是在现代的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体制中,一个 多 民族政治体 形成和存续的核心, 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 各安其位 的 秩序 .这一秩序的显性部分是一系列规制了中央政府与各民族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政治、 法律与行政体制;

与此相配合的,则是一套体现在各民族的身份定义、文化等级等方面的隐性机 制. 民族史书写 正是这个隐性机制的一个重要维度. 所谓 历史书写 ,涉及到对历史研究之本质的探讨.它将 书写 本身视为一种历史实践 (塞尔托,2012:2) ,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 历史真相 ,所有由人所记录和撰写的 历史 都 不可避免地体现记录者及其所处的时代、 文化背景等对 历史材料 的选择、 组织和重构, 都 隐 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 (塞尔托,2012:12) .因此,当我们谈及 历史书写 时,通常讨论的是某种记录过去事件的 范式 (paradigm) .这个 范式 规定了哪些人物与事 件是重要的、值得记录的,也规定了如何解释这些人物和事件的 意义 . 民族史书写 作为广 会涉及对一些已经广泛应用的术语进行改造. 本文因具体材料的限制, 无法完全遵照某一种方式. 一方面, 民 族史 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尤其在学科体系中)属专有名词,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资料都使用了该概念,因此, 本文遵循了这一语言习惯,使用 民族史 (而非 族群史 )这一用法.这里的 民族史 是指一个政治国 家内部的诸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对应于西文中的 ethnic history (而非 national history ) .但另一方面, 在本文使用的材料中――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文献―― 民族主义 同样是一个使用很广的词汇, 对应于西文中 的 nationalism ,与之相一致, nation-state 则对译为 民族-国家 ,本文同样遵循了这一语言习惯,使用 民族主义 (而非 国族主义 )这一概念.因此,在本文中, 民族 这一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实际指 代了不同的现象,需要读者加以甄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概念上的混乱,恰恰反映了本文所讨论的核心议题 ――中国作为一个 多民族政治体 在现代 民族-国家 体制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1 事实上,这一叙事与今天的考古发现亦不相符合.单以 谷物 而言,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

5000 年左右, 西藏高原东部地区已出现粟的人工栽培;

在距今约

3300 年左右,粟类作物已经从西藏高原东部传播到南部的 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同时,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出现了麦类作物青稞;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青稞已经演变 为西藏高原的主栽农作物, 在一些定居群落中有较大规模的种植和储藏 (霍巍、 王煜、 吕红亮, 2015: 123-132) .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历史叙事的形成过程,而非其与 历史事实 的关系,因此正文中并未涉及对考古 发现的讨论.

2 本文以 多民族政治体(multi-ethnic political body) 作为工作概念,指代如中国这样包含多个民族/族群、宗 教乃至文明的政治实体.之所以采用 政治体 (而非 国家 ) ,是希望能够涵盖 帝国 与 现代国家 两27 义的 历史书写 的一个特殊类型,涉及的是记录和描述一个被定义为 民族 的人群之过去的 范式 .一群人记录和讲述自身历史的方式能够反映该人群的宇宙观、文化观、道德体系和行 为规范, 而其关于与其他人群之关系的记录方式则反映了该人群对自身在一个多元体系中的位置 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 民族史书写 定义为 多民族政治体 之 秩序 建构与维系 的重要维度.传统的 帝国 体系对多元人群具有强大的包容力,这不仅体现在对多元的政治体 制的兼容,也体现在对多样化的历史叙述的包纳.各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人群,不仅 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自治地位,同时也能够较为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历史书写范式.当然,随着不 同人群之交流的加深或减弱、帝国整合程度的强化或削弱,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度会发 生变化,各自的历史书写也会相互借鉴与影响. 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逐渐成为 世界性规范 后,在一个主权 国家内部,多样化的政治体制与历史书写并存的基础遂不复存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试图在其领 土边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统一的行政体系与一部涵盖所有国民的 国族史 (national history) . 对所谓 现代意义的历史书写 (杜赞奇,2013:82)的讨论大都是针对这一背景展开的(Berger, et al., 1999:3) .诚如杜赞奇所言, 民族主义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要以历史作为合法性根据 (2013:87) .从这个意义上讲, 民族主义 与 历史书写 具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历史 书写 的对象尽管是过去(甚至可能是非常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但其目标却在于重塑当代人 的 历史意识 ,而这种全新的 历史意识 正是 民族-国家 建设(nation-building)的重中之 重. 对于传统的 多民族帝国 ,向 民族-国家 体制的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之比喻为 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 大的身躯 (安德森,2005:83) .为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在政治、文化领域的 一体化 改革外, 对疆域内的多元人群间的历史关系进行重新阐释与定位, 使之与以 领土 边界来框定的 国家 相契合,就成为这一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 就这一目标而言,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 国族史(national history) 与内部多元人群既有的 民族史 (ethnic history)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 国族史 总是以占主体地位的文化群 体的历史、神话、象征体系为基础的(Smith,1991:55,111-112) ,但同时,它又必须以某种方 式将非主体人群的历史叙述吸纳进来.二者间的协商与平衡将成为在 民族-国家 体系下重塑 多民族政治体 的关键.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讨论的:将以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历史文献中对 文成公主 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叙事策略为个案,探究在 帝国 与 民族-国家 两种体制下的 民族 史书写 范式,及其在构建 多民族中国 之 秩序 中的意义.以下,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展开 论述:首先,将梳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