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周立群,周晓波》

2016年第6期经济与管理研究[收 稿日期]2016

01 31 [基金项目]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JL113) [作者简介]周 立群(1951― ) , 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

周晓波(1988― ) , 男,安徽六安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人口与金融研究.

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周立群a,周晓波b(a.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b.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 ]政府在放松生育政策的同时,配合退休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 过构建延迟退休和生育调整的理论模型发现:从劳动力增量看,延迟退休能够产生即期效应,而生育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且两者导致的劳动力增量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节点在2031 年;

从社会总负担看,在实行延迟退休后,总抚养比迅速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位置;

从总产出看,同时实施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政策,经济中潜在的福利损失最小;

从产出增速看,放开生育的同时配合延迟退休,经济增速下降最慢;

从人均产出看,放开生育的同时最好配合延迟退休,否则人均收入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不变时效果.[关 键词]计 划生育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

人口红利;

生育政策调整;

抚养比;

经济增长;

婴儿潮;

代际不平衡[中 图分类号]F241.

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833( 2016)

05 0093

09 一 、问 题的提出2015 年之后,20 世纪80 年代 婴儿潮 时期的人员基本进入劳动力市场,而20 世纪90 年代生育低谷时期的人员(1987 年之后历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按 照如今平均退休年龄为56

1 岁计算,中国最大的 婴儿潮 ,即1960 年后出生的世代人员即将开始步入退休,人口世代的更替引致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见图1) , 社会总负担开始上升,这将意味中国劳动力开始短缺,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低速常态.这 种少子化和老龄化在同一时期内的相互叠加将会给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除此此外,人口结构的代际不平衡还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正 如美国著名人口学家David 和Jeffrey 所论述的: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1].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很有可能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 ,出现未富先老.邻国日本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持续到现在的低迷经济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我们警惕.如 果政府对上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应对不足,也必将会制约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正 因如此,媒体和学术界关于是否放开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越来越多.

二、文 献回顾自1840 年以来的100 多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基本服从 平均每10 年提高2.

5 岁 的 规律,直至目前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而我国自1970 年以来人口寿命预期也一直稳定地增加,速度大约是每10 年增加2.

74 岁,略高于发达国家[2].一方面,人均寿命的延长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人均寿命普遍延长的背景下退休年龄仍然保持不变大大降低了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尽 管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定退休年龄,即男性和女性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分别为60 和55 岁,但实际退休年龄远远小于这个数字,企业职工仍然普遍存在提前退休和内・39・周立群,周晓波: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年份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人口数8.0e+6 1.0e+7 1.2e+7 1.4e+7 1.6e+7 1.8e+7 2.0e+7 2.2e+7 2.4e+7 2.6e+7 2.8e+7

54 19 图1未来历年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单 位:人)部退休的现象,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闲置率,也加剧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因此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完善目前的退休方案.此 外,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如 金刚认为,延迟退休能在生育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使得当期和未来每期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增加,从而降低老年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期,在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和经济增速均会提高.余君军认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但中短期内会降低劳动力质量,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4个阶段:2015―

2027 年,经济增速先降低;

2028―

2035 年,经济增速提高;

2036―

2040 年,经济增速再降低;

2041―

2055 年,经济增速开始趋于平稳[3].樊长科、林国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的支出水平,但劳动力增加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和生产效率的下降,总产出在长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4].邱瑾、周涛发现,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不会对新生劳动力就业造成挤压,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局部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从而起到促进经济的增长、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正面效果[5].祁鼎等研究发现,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多没有减少社会总消费,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促进了社会总消费的增长[6].总体来看,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效应的研究结论占大多数,同时在长期和短期延迟退休的效果不一样.放松生育政策的确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是学界关于是否放松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长期影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 刘永平基于迭代模型和家庭养老的假设研究发现,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国当前不适宜实施放松生育的政策[7].陈璋等发现,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 2% 的目标实现构成较大障碍,而可能的障碍应是资本存量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8].陆和蔡R在没有考虑养老的情景下,对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如果不改变现有人口生育政策,人口数量虽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没有影响,但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如果到那时(2035 年 )再 调整现有生育政策,反而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故如今要尽快放开生育[9].Liao 在养老是完全自养的情景下,发现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了人力资本累计率,增加了人均产出[10]. 然而已有研究在考察生育政策对产出及人均产出的影响时,要么直接不考虑延迟退休,要么把延迟退休当作一外生变量,而很少在不同的生育政策下考察不同的退休政策对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影响.此外,把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这两部门打通,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是较少.在 研究背景上,很少有研究把延迟退休和放松生育对产出影响的考察放在人口世代更迭的背景中去,如中国最大的婴儿潮,20 世纪60 年代出生的世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20 世纪90 年代的生育低谷人员开始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在 研究方法上,虽然存在应用跨期优化的处理方法,但构造模型研究生育和退休政策对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影响较少;

在研究模型上尽管存在采用世代更迭模型研究人口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然而世代更迭模型更适合中长期的分析,如一期25 年左右,故此模型对于短期和中期的分析并不合适.在 模型设定上,本文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如我国的生育行为严格受到生育管控,我国的储蓄更多是由家庭内生选择的.本 文基于不同的生育水平,在储蓄由家庭部门内生决定以及生育严格受到管制的前提下,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生育制度和延迟退休方案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最后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尝试去甄选合适的延迟退休和生育制度.

三、理 论基础、模型设定和参数校准(一 )理论基础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对劳动力总数和资本存量的影响而・49・2016年第6期产生作用.依 据索罗增长模型可知,当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时,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来源于社会储蓄的转化.生 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很好解释延迟退休提高社会储蓄的原因:人口结构中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社会总消费和总储蓄,当青少年与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越高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储蓄倾向就越低;

当中间年龄群体比重越高时,社会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会越高.而 延迟退休会减慢老年人口过早进入消费大于储蓄的时点,具体来说,延迟退休能够在当期提高劳动力总量,减少老年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期.即 延迟退休有助于老年人生产和储蓄的增加,消费减少,结果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从而提高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与 延迟退休不同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短期内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比、降低社会储蓄率,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长期会增加社会劳动力总量,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这 是因为生育率调整后出生的人口世代长期将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人口红利得到不断释放,社会总生产和储蓄会增加,结果导致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从而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二 )模型设定任何一期的人口都可分为三种类型:青少年、成年劳动力以及老年人口.青少年当期不参与社会劳动,同时不存在任何决策,维持生命的消费仅来自父母对其的抚养,而下一期部分青少年变成成年.成年劳动力当期供给劳动力获得工资性收入,社会决策由成年劳动力做出,其决策是如何把当前的劳动收入在消费、储蓄、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而在下一期一部分成年劳动力变成老人.老年人口不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决策,当期消费来自子女的抚养费用以及自己年轻时的储蓄,并在下一期一部分老人去世.成年劳动力效用函数包括两项:当期消费带来的效用流和下一期收入回报带来的效用流.我们假设一个家庭仅有一个成年劳动力.本文效用函数设定跟随Barro 和Becker[ 11]以及杨华磊等[12]的设定,消费的弹性是σ, 下一期收入回报的效用折现到当期的折现系数为β, 对一个老人赡养的支出占一个劳动者工资的比例为, 抚养一个子女的支出占工资的比例为μ, 当期的消费、储蓄以及下一期的收入为C1 i 、 Si 以及C2 i , 当期青少年人口数量、成年劳动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以及将要退休的人口数量为Hi 、 Li 、 Qi 以及pi ( 54) ( pi ( 64) ) , 当期工资水平、下一期的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分别为wi 、 wi+1 以及ri+1 , 政策生育水平即生育水平上限为n. 约束条件为,假设劳动人口在第i期的总劳动收入为Li wi , 这些收入在当期用于以下各项支出:消费为C1 i , 储蓄为Si , 抚养子女的费用Hi μwi , 抚养老人的费用wi oi . C1 i 是当期收入在当期发生的消费.当期储蓄Si 在下一期将给储蓄者带来Si (

1 + ri+1 )的收入回报;

当期赡养老人的wi Oi 费用和抚养费用Hi μwi 将在下一期给出资者带来(Hi μwi + wi Oi )1 - pi ( 54) L ( ) i + pi ( 54) wi+1 单位收入,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方案,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收入回报中的pi ( 54)被换成pi ( 64) . 储蓄和赡养老人费用在下期产生效用流.以平均退休年龄55 岁为例,在家庭养老制度下,在维持延迟退休不变的前提下,每一期劳动人口在每一期最终面临的规划是,如何选择当期的消费水平C1 i 和储蓄水平Si , 来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整理得:s. t. MaxUi = ( C2 i )σ + β( C2 i )σ Li wi = C1 i + Si + Hi μwi + Oi wi C2 i = Si (

1 + ri+1 )+ ( Hi μwi + wi Oi )1 - pi ( 54) L ( ) i + pi ( 54) wi+1

0 ≤ σ, β, μ ≤ ? ? ? ? ? ? ?

1 ( 1) 上述模型仅是考虑家庭的决策,没有考虑生产的决策.我 们不妨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进一步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贡献份额α是一个给定的量,全要素生产率A是一个需要校准的量,则当期和下一期的生产函数为:・59・周立群,周晓波: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Yi = A( ki )α ( Li )

1 -α Yi+1 = A( Ki+1 )a ( Li+1 )

1 - { α ( 2) 根据生产者每期利润最大化条件,每期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资本的边际成本利率,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工资.资 本的边际收益是生产函数关于资本的一阶导数,劳动边际收益是生产函数关于劳动的一阶导数.因 为在我国是家庭养老,所以家庭的储蓄就是当期的资本增量,在不考虑资本折旧的情况,第i+1期的资本量Ki +

1 等于第i期的资本Ki 加上第i期的储蓄Si , 最终我们设定资本运动方程为:Ki+1 = Ki + Si ( 3) 资本的运动方程保证了模型动态化的实现,在这里我们把第i期看作将要研究的基期.因 为历年的人口结构数据根据不同的生育政策可以事前计算出,所以我们把上述资本运动方程分别带入下一期的生产函数之中.每 一期的成年劳动力在家庭养老制度下,面临如何把每期的劳动收入最优地在当期消费、储蓄、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间进行分配,以完成当期收入的合理分配,实现当期收入带来的效用最大化,其决策变量是当期消费水平C1 i 和当期储蓄水平Si . s. t. MaxUi = ( C1 i )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