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棉鞋 | 2013-02-22 |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历史.然而, 为历来研究所重视的,大多是被视为正面的精英的活动,而对所谓的反面人物,仅 仅是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来加以点缀的,并没有认真地研究他们的活动在历史进程 中的作用.如此说来,迄今为止的历史文本所叙述的大抵是正人君子的历史.这不 免让人觉得有些缺憾.且不说历史家应该更多地讲述精英治下的老百姓的历史,即 使是讲述精英的历史时,也应当包括所谓 「奸雄」 的历史.他们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 * 本文为笔者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四,曾在
2000 年保定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 谢三位不具名审稿人提出宝贵意见,给予笔者启示良多,并使文章避免不少错误.关 於宋代皇权研究,中国国内以钱穆的 〈论宋代相权〉 (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第2期〔1942 年〕 ) 提出的君强相弱说为代表,国外则以日本内藤湖南的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 《历史 与地理》 第9卷第
5 号〔1922 年〕 ) 提出的君主独裁制说为代表.二十余年前,我先后在 《历史研究》 发表了 〈论宋代相权〉 (1985 年) 与 〈论宋代皇权〉 (1989 年) 二文,提出了与 通说基本相反的新皇权论.我的文章,在国内被认为 「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 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桂始馨: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 述〉 ,2005 年,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638.html) ,在日本则被认为 「全 面否定和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君主独裁制说」 (富田孔明: 〈宋代史における君主独裁制说 にする再侍帧 ,载 《小山义久博士还芳悄:东洋史论集》 〔1995 年〕 ,页225C55) . 不过,我的观点也受到一些批评与质疑.主要的批评就是认为我过於强调皇权与相权的 对立.接受批评,作为观点的补充与修正,我此后的研究更为注重君臣间的互相协作. 同时我感到,对於皇权在政治体制内如何作用的问题,仅凭一般性的泛泛而论是难以解 决的,而且也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决定深入到政治活动的细部,来考察权力运作的具 体状态.本文选择了宋代第一个正常即位的真宗,把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活动作为 考察对象,以期明t在君臣协作下宰辅专政的实际状态,并以管窥传统中国皇权走向之 一斑. 王瑞来
82 的一部份.应当尽可能不囿於传统的叙述文本的局限,对这类人物做出客观地评 说.就是说在研究善的历史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恶的历史. 然而,对於所谓的善恶,实在是缺少一定的评判标准.尽管人类有共通的基本 道德规,但具体到某个人的评价时,则往往是因时而异,见仁见智.而对於历史 人物,传统的评价往往就成了千古不变的定盘星.在旧有的基调之下,为后人一遍 又一遍地复述.克罗齐曾经说过,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1 此语诚然.我们不可能 超越今天的认识高度去评述历史,臧否古人.能做到的仅仅是重新检讨史料,审视 旧有的结论,做出今天的认识围内的客观评价,提供给后来者. 历史的一面是丰碑,另一面又是耻辱柱.历史人物最倒霉的莫过於成为正面人物 的对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钉上了耻辱柱,万劫不复,难以翻身.而后世的历史家所 喜欢做的,不是锦上添花,就是雪上加霜.结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丑恶的愈加丑 恶.这也是顾颉刚所说的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