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f19970615123fa | 2017-03-11 |
1955 年被任命为电机实 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在当时是电机系最 大的实验室,面积几百平米,仪表设备多 达数百件(套),为本系和外系开二十多 个电机实验,管理、教辅和后勤有十多个 人.我当时才
23 岁,惶恐之极.幸好在
1954 和1955 年教研组新增七位年轻教 师:周明宝(1954)、陈福康(1954)、李 发海 (1955) 、 郑逢时 (1955) 、 刘子桢 (1955) 、 张奋之(1955)、徐伯雄(1955).大家 共写了二十多个电机实验指导书,编写了 电机习题集,开出了全部教学大纲要求的 实验.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还有就是毕业后头十年让我成了 高 老五 .我不明白为何对我稍有亲近的女 同胞,从问我家在哪里后,就像避瘟疫一 样逃之夭夭!原来我在台湾的父母给我贴 上了 海外关系 这个社会烙印.在当年, 这是一个相当麻烦而又恐怖的符号.我幼 稚无知还无畏,竟然罔顾身份幻想浪漫, 好傻呀! 还要说两件事.一件是徐伯雄在一个 班上当政治辅导员,我当班主任.他管政 治,我管教学,相好如兄弟.不幸
1957 年他一夜之间成了 右派 ,吓得我要命. 我们曾一道带班去哈尔滨电机厂实习,一 道在松花江畔赏风景,无话不谈.若他揭 发我将如何?后来知道领导要他交待班上 的右派学生,但他不从.为保护学生而牺 牲自己,是伟大、正直的人.就这样几十 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友谊至今. 另一件事是钱家骊的事.他当时是电 器教研组秘书,我当电机教研组秘书.电 器与电机是双胞胎专业,我们一同修订教 学大纲,安排课程,要好得很.也是一夜 之间他被打成 新富农 , 我想我也离 新 富农 不远了,吓个半死.其实他很讲理, 很有独立思维精神, 却被扣上一个 忘本 大帽子.我始终不服,为他鸣不平.我们 友谊长久,共当 老五 多年. 接下来的 1963―1966 年,是我觉悟 到又专又红之路与我无缘,白专道路是不 走也得走的路.1963 年,看来领导并不 在意我的海外关系, 我当上了在职研究生, 清华校友通讯
66 值年园地 导师是高景德教授.于是日勤夜熬,坠入 学海.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可惜在 文革 中,遗失得无影无踪了. 毕业后头十年,是我在恩师指导下踏 实成长的十年,是我快乐少忧的十年,也 是有惊无险的十年. 文革 十年,与其他同学相比,可 能我更糟:六神无主,不知所措;
跟着口 号走,越来越难走;
躲进小家混日月,不 知春与秋. 我在工作组驻校期间,被打成 反革 命 , 后来又一风吹. 我还曾被当作
516 , 后来又无影无踪豁免光.后来叫我去教工 农兵学员,先教正负数后教代数.我以我 心教学员,学员也待我如亲人. 文革 十年我三十几岁,这是我心 智成熟期,也是我的 不惑 期. 离开清华 文革 一结束,我决定离开清华. 我是教研组第一个逃兵, 逃到了宁夏银川, 开始了新的
18 年历程直到退休. 我来到宁夏工业研究所.这是宁夏最 大的研究所,有500 多人,老工程师十多 个,多系国宝级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扣上 帽子 ,发配塞上.到达工程师级别少 说也有上百位,他们多是才华横溢,心怀 大志,但又无缘补天,只好发配于 唯富 一套 的塞上江南.再有数百名年轻学子 和专业技工和管理精英,这个工研所应说 是一颗塞上明珠. 我初来乍到,不明就里,就要我当副 所长,可是又不设正所长,我于是又慌起 来.这时我的心态可以用兢兢业业、如履 薄冰来概括. 我一年要组织管理二十多个科研项 目,其中约三分之一完成鉴定、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