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族群精英与近代中国的 边疆秩序 ∗》

而正是这些工作,使得该族群的每个成员都感到他们 属于同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共同体,从而为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来的民 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52 - 58) 则以 被束缚的朝圣之旅 的经典比喻,解释了族群精英领导民族主义运动 的动机. 他指出,对殖民帝国的各个殖民行政单元中的受教育阶层来 说,由于通向殖民母国的 朝圣 道路被阻断,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出 生于殖民地这个事实所具有的 宿命 性意义,从而逐渐将自己所在的 殖民行政单元想象为祖国,并成为反殖民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 者. 由此可见,在关于世界史意义上的多族群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 的过程研究中,少数族群精英群体的情感、动机、态度和行为一直被视 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传统的多族群帝国为抵制解体趋势,试图 以民族国家的体制改造整个帝国的努力― ― ―打破帝国体制中原有的横 向、纵向区隔,使不分族群、宗教、阶层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转变为由帝国 脱胎而来的新 国家 的公民. 这后一种努力被安德森(2005:83)称为 官方民族主义 ,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帝国的版图就可能得到维持,但 那将会以一种新的政体形态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开启的 边疆一体化 改革①可被视为清皇室 主动地改变帝国的联结纽带,放弃与边疆政权间更具特殊性乃至人际 性的水平联结,转而以官方民族主义的方式追求建立内部同一化的新 体制的努力. 这项由国家主导的行动对边疆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 方面,传统族群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遭到损害,他们或明或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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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研究 2019.

2 ① 所谓 边疆一体化 是个笼统的概念,其包括在各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允许或鼓励汉人 移民进入,进而推行屯垦、设置流官、兴办官学,乃至最终改建行省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清代晚期在新疆、内外蒙古、藏区以及东北地区等自治地位较高、整合 难度较大的边疆地区推行的相关举措,具体包括

19 世纪中后期内外蒙古和东北地区逐 渐开放垦禁、内蒙古部分地区设立州县、1884 年新疆建省、1905 年川边 改土归流 、1906 年西藏推行新政和

1907 年设立东三省等. 这一系列措施以行政体制为骨架,包含了经 济、文教乃至身份定义等诸方面的一体化改革. 地对 新政 予以抵制,并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离心倾向,这正是贯穿此 后半个多世纪的 边疆危机 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边疆社会的传统 社会结构发生了松动,在 新体制 的冲击下,边疆社会内部的贵族与 平民间森严的阶层壁垒被打破,边疆社会的精英构成及其产生途径都 出现了新的可能. 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变化. 下文将首先提出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对晚清以降的少数族群 精英群体的分化和演变过程予以讨论,从而将 族群精英 置于中国现 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宏观脉络中来考察. 其次,将以此分析框架为工具, 以历史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委员、康巴精 英格桑泽仁的成长经历、政治行为和边政主张等问题进行细致考察,希 望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观念与行为中内在矛盾的分析,推进对现代中国 边疆秩序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