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bingyan8 2017-03-21

第二类是两者二分对立的模式;

第三是打破国家/社会的二分, 强调两者的互渗过程和能动实践者的参与8 .在上述对话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用 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描述了民国前期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其所造成的 两个影响便是税收增加和乡村政治制度架构的改变.内卷的含义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继传模 式之复制、延伸和精致化.他特别指出,地方精英参与的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 环:国家税捐的增加引起盈利型经纪的增生;

他们的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税捐.於是国民 政府在

20、30年代不得不掀起打倒土豪的运动9 .不过杜赞奇忽略了一点:国家高层的「盈利 型经纪」,正是地方精英的示. 与杜赞奇的角度不同,萧凤霞用国家内卷化这一概念去看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 互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地方怎样仍旧用原有的「国家」去整合地方.她认为,如果地 方社会依然不自觉地衍续这一政治文化,可能会歪曲经济改革的本来目标10 .这一观点强调 国家的内卷化不仅是国家的参与,也有地方社会乃至普通百姓的参与,是一种「共卷」.国 家一旦陷入内卷化,经济的规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如今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在国家的明确规定之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於个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这个 八人的出处,来自马克思《资本论》:「假设这个资本家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为了使他 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 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11 这个规定,实际沿袭了50年代的 规定.雇工不足八人或自己不雇工经营的,便是个体户了.阳村镇工商所的所长说,八个人 的标准实际上也不是掌握得非常严格.孔迈隆(Myron Cohen)曾经指出「农民」是国家的定 义12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这些「商人」和「准商人」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重新的定义没有 再强调私营企业的剥削性质和个体户的劳动者性质之区别.而在50年代,「剥削」曾是一个 重要的定义标准. 1995年,阳村商会成立,聘请的三名顾问是镇书记、镇长和人大主席,名誉会长是主管统战 的副书记.个协更是如此,现在县个协的会长是工商局长,第一副会长是副局长,秘书长是 工商局的干部,会计是工商局的会计兼任,好像一个第二工商局.现任县个协副主席、阳村 个协会长的根盛告诉我:「工商部门对个协本来是指导,现在变成了领导了.」然而他不知 道,国务院1981年108号文件早就规定,个协由工商管理部门领导. 根盛前几年贩运香菇,镇里原税务所长每次让他捎带,所长在本地以每斤8-9元收购,他帮助 卖每斤14元.后来,有一次所长在菇里搀水,他没给带.所长生气了,反而让他补税一万二 千多元,还罚款1,000元,他告到县税局和监察局也没用,从此,再没做香菇生意.国家在哪 里?这是根盛颇为困惑的.他们没想到国家时,国家在定义他们;

他们想到国家、想要求助 於国家时,却不知国家在何处.一个村民说:「法律像个活动锁,能上能下,变来变去.」 近两年,个体户减少,但税不减少.与工商管理费不同,工商管理费不是包乾的,而税收采 取所谓包税制,即每年由上级下达任务计划,无特殊情况是必须完成的,并且在一般情况 下,税额是逐年上升的.所以阳村个体户虽然减少了,税收却不能减少,要大家来平摊.言 外之意,亦即个体户并不能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税率,他们无论人数多少都必须交足上级政 府规定的税额.显然这与国务院的规定相左.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的结论中,就明清商人的困境,引述韦 伯(Max Weber)「自由商业在『共和城邦』中易於发展,在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下则常遭扼 杀,因为后者以政治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观点,并感叹「试看专制的官僚系 统有如天罗地 网,岂是商人的力量 所能突破」?最后借言「凡事之经纪於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 为利实」13 ,似乎在强调无为而治的经济运作.与此不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主张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但未必是威权的政府,这种政府可能比民主政 府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14 . 第三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费孝通对基层社会无为政治的观点,社会权力被划分为统治和压迫 性的横暴权力和基层社会契约性的同意权力.颇有国家和社会的二分味道15 .类似地,舒尔 曼(Franz Schurmann)认为,在中国,国家更倾向於控制而不是管理,而社会很大程度上是 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比国家行为提供了更强、更持久的组织 资源16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有为政治的国家和一个无为政治的基层社会,两者具有分 离的倾向. 1949年后的中国乡村社会,国家政治空前地深入基层,多元化的社会趋向一元化.这个一元 化只是控制的一元化,还不是管理的一元化.80年代以来,个体户和私营经济被政治的空间 包裹,人们在其中被较多控制而较少管理.一方面,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各级「国家」 定义和选择,被政治的内卷缠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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